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金女士，前幾個月一直在為孩子的上學發愁。金女士住在北京昌平區天通苑，當時買房子時，并不發愁孩子的上學問題。因為她所在的單位有幾家在北京數一數二的共建小學，比如景山小學、北京小學等，憑借單位優勢，孩子完全可以就讀這些學校。然而，今年北京市教委頒布的新規則讓她措手不及：共建指標沒了，孩子只能在家門口就近入學。

　　“的確讓我們沒有辦法，特別是一些好點兒的學校，還要求孩子戶口在學區內幾年”，和金女士情況類似的同事如是抱怨。

　　今年，北京出臺“史上最嚴”擇校令，全面取消“共建生”，這一在中國有著數十年歷史的詞語，在權力聚集的首都北京成為歷史。

　　“如果你發現哪個學校還有‘共建生’，可以投訴，我們保證處理”，對于仍在盤算“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家長，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對今年的招生形勢非常自信。

　　“共建生”：特權之下的入學“優惠”

　　去年，郭女士一家在西城區月壇附近租下了房子，簽約6年，為的就是讓孩子上個好學校。而她自己遠在朝陽區的房子，則只能每周末回去住兩天。孩子之所以能夠上西城的名校，全有賴于郭先生自己的單位———這個“中”字頭開頭的單位每年都有“指標”進入一所在當地數一數二的市級師范學校。而這個所謂的“指標”，被賦予一個冠冕堂皇的稱號：“共建生”。

　　“單位給學校錢或其他投資，每年換取幾個上學名額，這在過去很普遍”，根據李奕的說法，“共建生”并非北京專屬，全國很多企事業單位都有共建學校，只是北京的問題更為突出。

　　北京究竟有多少共建中小學？每年有多少學生通過“共建”方式入學？這點李奕也并不清楚：“學校給我們上報入學人數時，并不會單列‘共建’這一項。”

　　據媒體公開報道，目前，共建單位較多的小學有北京實驗二小、中關村三小、育民小學、府學小學，初中則有人大附、四中、二中、八中、師大二附中、實驗中學等。

　　至于入學人數，2012年，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一份《北京市“小升初”擇校熱的治理：路在何方？》報告中披露：“以北京八中為例，共建生占錄取學生比例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個班，每班40人共計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

　　“重點學校的共建生比例，每年應該能達到10%左右”，教育系統一位官員表示，但這些學生很多都被學校劃歸于“就近入學”一批，“一些單位選擇共建學校也會根據家庭所在地就近分配，家長選擇學校也如此”，他說。

　　即使在“共建生”內部，也分三六九等，即業內所謂的“大共建”和“小共建”。清華園教育集團副校長聞風曾公開介紹“大共建”，多為強勢的政府部門，如中辦、國辦、國務院所屬部委，以及央企里的壟斷企業，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單位的共建學校，對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錄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進去，沒有什么名額限制。

　　但這些單位不過鳳毛麟角，相比之下，“小共建”的指標則受到限制，即使單位內部也需要為“共建”指標競爭。“單位的共建名額很有限，但每年上學的孩子很多，除了要考試，還要看家長在單位的能力、人際關系，其實就是‘考家長’”，位于西城的中央某部委工作人員張某坦言。

　　最嚴擇校禁令：失落的“權貴”弟子

　　學校與部委、企事業單位的這種“默契”在今年的北京得以終止。

　　今年，北京市出臺了“史上最嚴”的擇校令：根據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發布的《關于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北京今年開始取消共建生的入學，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將實行計劃管理。各區縣將按學齡人口數量、小學畢業生數量和中小學校辦學規模等制定小學、初中招生計劃并報市教委備案。

　　由此意味著，在今年入學招生的這塊蛋糕上，蛋糕做多大、如何分，將不再由校長說了算，即使校長和其他權力部門強制學生入學，學生也沒有學籍，無法納入升學系統。“300人的招生計劃，就不能輸入301個學生的信息。”李奕說。

　　這讓一些家長有些“措手不及”，比如上述金女士，如今對于西城幾家重點小學只能望塵莫及。

　　北京取消“共建”，并非朝夕之事。2006年后，北京就對共建的比例實行過控制，也提出要逐步壓縮，“但當時都是一些方向性的要求，沒有具體政策去落實”，李奕介紹。

　　2010年，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明確表態，將嚴格控制共建生數量，要求區縣對各學校共建單位數量和接收共建子弟的數量和比例摸底，原則上不再審批新的共建單位和共建學校，并壓縮現有共建生規模。

　　隨后連續多年，北京市教委在每年的入學工作意見中，都會提出“共建單位學生入學由區縣教委根據市教委有關文件精神制定具體入學方案”。“我們一直在強調對‘共建生’的把控”，北京市教委一位工作人員介紹。但相比多年的共建傳統與強勢部委，教委的這些表述不過杯水車薪。

　　“教育部門也一度有顧慮，包括擔心破壞共建單位與教育部門、學校的‘友好關系’，影響學習的發展”，教育系統一位內部人士透露。

　　教育部對此也三令五申，多次強調各地落實就近入學。根據《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要求，到2015年，19個大城市所有縣(市、區)實行劃片就近入學政策，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其中，就包括北京。

　　“教育部并沒有對各地政策作出統一要求，因為地方需要根據自身情況因地制宜去解決問題”，教育部一位官員表示。

　　于是，當上述所有城市都以不同面目的就近入學政策呈現于眾時，北京，直接劍指特權：小學入學、小升初取消“共建生”；高中招生實行統一考試，全面取消“借讀生”、擇校生。

　　緣何今年北京市教委可以理直氣壯地讓學校與共建單位“絕交”？

　　“這不是我們突發奇想，而是有了此前多年的基礎，今年是水到渠成”，李奕的理由簡單充分：現在學校發展已經不需要“共建”這一形式。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4%的指標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礎線。此前，我國從1993年開始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要達到4%卻一直未能實現。近年來，中央和地方財政加大了對教育的投入力度，直到去年，這一目標終于實現。

　　“國家的基本保障已經到位，就沒有必要需要學校把公共資源拿出來來交換其他的利益，所以共建的歷史使命應該結束了。”李奕表示。

　　為了盡量降低影響，北京市教委從去年12月開始進行了4輪新聞發布，宣傳新的政策。“我們不是怕部委有意見，而是要給孩子找學校留有時間。”李奕說。

　　教育資源均衡配置，消除特權根本之路

　　“其實就是讓所有的孩子都以普通市民身份入學，否則學校辦得像企業一樣”，李奕表示，北京的這一舉措，目的就是解放校長，還原學校辦學的本質面貌，同時也讓學校的生源更加多樣化，利于整體教育教學的正常運行。

　　在北京市教委提供的多張“熱力圖”上可以看到，史家小學、北京實驗中學等學校周邊的顏色明顯更為密集，外圍半徑越大顏色越淺。“這充分說明學生是根據片區進行入學。”李奕解釋，而如果在往年，有些距離學校很遠處還會有學生密集入學。

　　6月，北京市東城、西城、海淀、豐臺等區“小升初”電腦派位，就近入學比例首次突破了80%。

　　“就近入學比例的提高，就充分說明，那些依靠‘共建’、‘條子’等特殊渠道入學的名額被擠了出來”，李奕表示。

　　這些因“共建”等各種特權“擠”出的名額，就分給了片區內的所有適齡孩子，比如以前是一個學校對應幾棟樓，現在會更多地出現多點劃片、聯盟劃片等。

　　與消除特權并行不悖，北京市從今年開始增加對普通小學、初中的扶持力度，實行普通小學與優質初中貫通，優質高中通過名額分配，扶持普通初中等。各個區縣都增加了不少九年一貫制的對口部署，這不僅是讓孩子能在家門口就找到好學校，同時還對孩子的成長路徑進行了前期的規劃，比如，東城區和平里地區的青年湖小學今年入學的一年級新生六年之后將直接升入171中學。

　　“政府釋放出的信號已經讓家長感受到，不管孩子上了什么類型的小學，都會有進入優質初中或優質高中的機會”，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程方平表示。他建議，如果要確保今年入學政策取得的成果，必須進一步縮小優質校和普通校之間的差距，促進教師資源、校長資源在不同水平學校間的流動。

　　在教育部一位官員看來，北京的這一舉措實際也為縮小學校差距奠定了基礎，也對推進“教育公平”清除了障礙。“學校招生名額有限，吸納大量部委子女，自然就減少了普通百姓孩子入學的機會”，他說，更為重要的是，集納了大量官員子女的學校不得不配備優質師資，這些師資也很難對外流動。而教師實行跨校交流，又是推進教師資源均衡配置的重要舉措。

　　“共建”變“貢獻”，“權力”仍有空間

　　“共建生”雖然取消了，但并非所有的部委子女都失去了跨片區上好學校的機會，外交等少數部門的子弟仍可以享受一定優惠。

　　“真正屬于國家保障的部門，比如外交部、商務部駐外人員等，人家長期駐外，子女不能沒有學上。對此，我們今年仍繼續保障，而且一分錢不收”，李奕解釋，這些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共建”，而是父母為國家作出了特殊貢獻。

　　以外交部為例，此前共建單位有史家胡同小學、北京二中、中古友誼小學等多家名校。2007年4月，時任外交部部長的李肇星就曾在外交部與北京二中聯合舉辦的“共建杯”乒乓球比賽中稱，“感謝二中多年來為外交部員工解決子女入學問題作出的貢獻”。而在未來，如有需要，這些學校仍會招收外交部子弟，只是入學指標的申報模式有所變化。

　　此前共建，單位不需要向教委申請指標。而從今年起，這部分子女上學時，需要上述部門正式向學校所在的區縣教委發函，得到教委準許即可。每年此類學生數量并不固定，“共建時候每年數量固定，但現在是需要多少才給多少，不需要的就沒有”，李奕解釋。

　　與此同時，今年北京市在小學、初中階段還保留了“特長生”。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初中特長生的入學比例為6.75%。

　　“這就意味著，學校可以掌握這些學生的錄取權”，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如果操作不當，這部分學生很可能變成權錢交易。

　　就連李奕在采訪中也無法否認“特長生招生可能有彈性”，因為對于此類學生的招錄，教委也只要求學校在招錄過程中全程錄像并公示名單、數量，但具體招錄評判則缺乏統一客觀的標準。

　　然而，對于特長生，目前教育部門并無要求予以禁止，“未來也不會禁止，這是鼓勵學生全面發展”，教育部一位官員表示。

　　為此，該官員和多位學者只能建議增加招錄的公開程度。

　　“目前看，權力中心并不會因為今年這些政策而上不了好學校”，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多數部委或部委高級別官員住所附近均有優質中小學，仍可就近升入好學校。因此，取消共建并沒有在削弱權貴優勢方面起到明顯作用。

　　儲朝暉建議，需要改變教學管理模式，實現真正的優質資源全民共享。

　　熊丙奇則建議，破除特權，需要加大官員子女入學的信息公開力度。

　　教育部“就近入學”文件

　　1月26日

　　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小學升入初中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縣級教育行政部門按照就近入學的原則為每一所初中合理劃定對口小學。

　　1月22日

　　公布《2014年度工作要點》提出分類指導做好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逐步破解擇校難題。

　　2月17日

　　下發《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2014年各重點大城市應制訂完善進一步規范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的方案。到2015年，重點大城市所有縣(市、區)實行劃片就近入學政策，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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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生”為何而生？

　　中小學“共建生”，就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等通過單位贊助錢或物的方式，與中、小學建立“共建”關系，從而獲得學校每年一定的入學名額，使得雙方“共贏”。

　　最初，“共建”是“權力”的象征。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曾有一批專門的“干部子弟學校”，但由于違背“教育向工農開門”的方針，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一批中央政府直屬的子弟學校劃歸地方，并面向社會招生，但“共建生”并未因此取消。隨著1998年北京小升初(小學升初中)取消考試實行就近入學和電腦派位，學區變得炙手可熱。對于那些無法身居好學區的學生，家長們便開始各顯神通。加之當時政府對教育投入相對不足，“單位共建”應運而生。共建單位也由此前的部委機關發展到企業、事業單位。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市教委正式公布的《關于做好2003年小學、初中入學工作的通知》中，首次出現了“學校可以按報經區縣教委批準的名單接收‘共建’單位的職工子弟入學”的表述，共建生得以制度化。

　　“通常而言，名校更具有吸引力，也更容易獲得‘共建’機會”，教育部一位官員坦言，鑒于此前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很多學校為了解決資金困難或謀求更好的硬件設施、更豐厚的教師待遇，而選擇外部單位進行“共建”。

　　相比之下，具備一定權力和財力、地位的單位，也有更多的“共建”途徑去解決員工子女入學。因此，很多學校并非只有一所共建單位，同理，一家單位也并非只有一所共建學校。“很多部門不止一所共建學校，學校也分三六九等，單位內部根據級別、貢獻大小來分學校。”李奕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