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語文古詩鑒賞：《滿江紅》

滿江紅

作者：岳飛 年代：南宋 體裁：詞

怒發(fā)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饑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注釋】：

　　《滿江紅》詞是否系岳飛所作？

　　張秀平

　　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滿江紅》這首詞的作者是宋代著名愛國將領岳飛。他在寫作《滿江紅》詞時，正是中原地區(qū)遭受女真奴隸主貴族的鐵騎踐踏和蹂躪的歲月。岳飛矢志抗金，執(zhí)著地追求收復失地、報仇雪恥的壯志宏圖；他一生征戰(zhàn)，反對投降，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學嚴肅，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杰出的軍事家和戰(zhàn)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潔奉公，把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發(fā)揚到一個高度，故《滿江紅》一詞，一直作為愛國主義的絕唱和岳飛本人的高風亮節(jié)一起在中國神州大地傳頌，很少有人懷疑《滿江紅》是偽作或托名之作。第一個對此提出懷疑的余嘉錫，他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提出了兩點疑問；岳飛孫子岳珂所編《金倫粹編·家集》中沒有收錄這首詞，而岳珂在收集岳飛的文章時，曾是不遺余力的，此集從編定到重刊，歷經31年，為何未收此詞？此其一。這首詞最早見于明徐階所編的《岳武穆遺文》，是根據(jù)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學副使趙寬所書岳墳詞碑收入的，趙寬亦未說所據(jù)何本，來歷不明。而且趙寬碑記中提及的岳飛另一首詩《送紫巖張先生北伐》經明人考證是偽作。在此之前，此詞亦不 見于宋元人的著述，為什么突然出現(xiàn)在明中葉以后？此其二。作者進一步考證：在明代，北方韃靼族倒常取道賀蘭山入侵甘、涼一帶，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將王越曾在賀蘭山抗擊韃靼，打了一個勝仗，因此，“踏破賀蘭山闕”，“在明代中葉實在是一句抗戰(zhàn)口號，在南宋是決不會有此的。”

　　繼余嘉錫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燾也寫了一篇《岳飛＜滿江紅＞詞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贊同余氏的懷疑外，又從詞的內容上找出了一個證據(jù)，即“賀蘭山闕”的地名所指問題。他認為岳飛伐金要直搗的黃龍府，在今吉林省境內，而賀蘭山卻在今內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時屬西夏，并非金國土地，此詞若真出岳飛之手，不應方向乖背如此？這是一。如果賀蘭山不同于前人泛稱邊塞的“玉門”、“天山”之類，其入于史書，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賀蘭山入詩，都是實指，明中葉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釋岳飛的“乖背”，似也不通。此為二。

　　1980年，海內外又掀起了討論這個問題的熱潮。如臺灣《中國時報》發(fā)表了孫述宇的文章，再次對《滿江紅》的詞作者提出了疑問。他首先指出《滿江紅》詞中用了自己的事跡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盡人皆知的材料，一個擬作者是很容易寫出這樣一首詞的。其次，他認為《滿江紅》詞的格調，與已證實的岳飛另一詞《小重山》風格迥異，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氣色橫溢，后者則是他多年征戰(zhàn)并受掣肘時惆悵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滿江紅》是一首有事跡、有心志，但沒有閱歷的詞”。

　　對此持不同意見的鄧廣銘、王起、李安等則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辯駁。鄧廣銘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偽作。他認為：第一，岳霖、岳珂兩代人沒有搜集到此詞，只能說明岳飛的后代在這方面有遺漏。據(jù)現(xiàn)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確有遺漏的實證。如《賓退錄》記載的岳飛的“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jié)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一詩，就不見于岳珂編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們父子當時沒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斷定是假的，那么，這首詩如果又因為《賓退錄》的失傳后而出現(xiàn)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對此懷疑嗎？此外，從《滿江紅》反映的思想內容來看，與岳飛其它詩文的內容是一致的。如“誓將直節(jié)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正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的寫照，“不問登壇萬戶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塵與土”的注腳嗎？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題記，都是岳飛行軍作戰(zhàn)時隨時隨地記下來的，應是他當時真實內心的記錄。岳飛既然有《滿江紅》中體現(xiàn)的思想，又有作詩填詞的本事，為什么不能填詞抒懷呢？第二，關于《滿江紅》詞中“踏破賀蘭山闕”的地理位置所指問題，他認為“賀蘭山闕”是泛指而不是實指，與詞中的“胡虜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實指匈奴一樣，即指廣義的敵人。第三，如果《滿江紅》一詞的作者是王越，那為什么要嫁名于岳飛，而不夸耀自己的戰(zhàn)功呢？他寫的“踏破賀蘭山闕”是實寫，那么詞中的“靖康恥，猶未雪”句是可以泛寫的嗎？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勢和時代意識”，那么，這樣的亡國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體呢？如果撇開《滿江紅》一詞反映的整體思想，而糾纏在“賀蘭山闕”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則針對孫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從史實和詞的內容對照看，“三十功名塵與土”，可知是在岳飛30歲或30歲前后有感而作。岳飛30歲時，正掌朝廷方面大權（公元1133年），“因責任重大，身被殊榮，感動深切，乃作成此 壯懷述志的《滿江紅》詞”；而岳飛20多歲從軍、30多歲時從九江奉旨入朝，“計其行程，足逾八千里”。與詞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飛30歲置司江州時“適逢秋季，當?shù)囟嘤辏�故在詞中有‘瀟瀟雨歇’之句”。因此，《滿江紅》是岳飛“表達其本人真實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還就《滿江紅》與《小重山》兩詞的格調問題作了探討，認為兩詞作于不同的時間，格調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議作者。

　　綜上所說，《滿江紅》詞到底是不是岳飛作的？論爭雙方都持之有據(jù)，很難統(tǒng)一。這場爭論還可能繼續(xù)深入下去。不過，爭論的雙方都比較一致地肯定這首詞的思想價值和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