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潘玉良，是因為看了李嘉欣主演的《畫魂》，那里面的李美人照例木木的，也照例美得石破天驚。

　　后來看到潘玉良的自畫像，不禁大吃了一驚，恕我直言：不僅不美，還有點兒丑。據熟識她的人說，潘玉良是個又矮又胖、長著一個獅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

　　誰都不能否定，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證，長得不好看的人，人生相對來說總是要艱難一點。

　　潘玉良的人生，寫出來就是一部現成的電影劇本，難怪導演們如此鐘情拍她的故事。

　　她本來姓陳，自幼父母雙亡。

　　由于長得不出挑，她在妓院做燒火丫頭，鴇母還逼她接客，她誓死不從。17歲時，走投無路的她在妓院里唱歌，歌聲如泣如訴，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那就是蕪湖鹽督潘贊化。潘贊化是個新派人物，他被眼前這個可憐而又剛烈的女子所打動，決定為她贖身。

　　潘贊化幫助小玉良主要是出于同情，純屬義舉，并無一分一毫的私心。但她主動提出，想留在他身旁，哪怕做一個貼身小丫頭。

　　以他的襟懷，自然不會讓她做個小丫頭，于是收了她做妾室。

　　在娶她之前，他沒有動過要她報答的心思；在娶她之后，他則竭盡全力地呵護她。他親自教她識字，還請來老師教她畫畫。他對她，沒有一絲一毫的看輕，知道她受過太多的苦，所以加倍地憐惜她。

　　正是因為這份恩義，她毅然將自己的姓改成了“潘”。

　　如果按照舊式小說的發展，嫁給潘贊化的潘玉良應該溫良恭謹，夫唱婦隨。可是她偏偏不，她要畫畫！先是考上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后來索性遠渡重洋跑到了巴黎。

　　潘玉良在法國考上了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與徐悲鴻同校，專攻油畫。她在留學近九個年頭后回國，一度確實也在老師劉海粟及同學徐悲鴻執辦的美院當過教授，并且出版畫冊，舉辦展覽。即便如此，人們并沒有停止對她的攻擊和詆毀。在她舉辦的一次畫展上，展出了一幅優秀人體習作《人力壯士》，某一天被人貼了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妓女對嫖客的頌歌”。

　　可是潘玉良這個人呢，好像完全不把在妓院待過當成“污點”，她理直氣壯地畫人體，理直氣壯地當教授，理直氣壯地辦畫展，一點也不瑟縮，一點也不收斂，這就惹怒了當時的社會主流。

　　既然險惡逼仄的環境容不下她，那就走吧。1937年，42歲的潘玉良再次去國離鄉，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在巴黎時，潘玉良自稱“三不女人”：不談戀愛，不加入外國籍，不依附畫廊拍賣作品。她終日待在一個窄小的閣樓里，全心投入畫畫。

　　老了之后，她比年輕時更加不好看了，看在人眼里活像一只大猩猩。

　　這時她的生命中出現了第二個男人。他叫王守義，他不僅僅是在生活上照顧她，還幫她接洽畫商，保管畫作，至今我們所見到的幾千件潘玉良畫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費盡千辛萬苦從法國運回中國的。為了這份恩情，潘玉良為王守義做了一個雕塑，至死都擺放在她的臥室里。

　　對于潘玉良來說，一個潘贊化，一個王守義，都是那個渡她的人。

　　潘玉良終身都以潘贊化的妾室自居，雖然晚期和王守義同居過也是如此。在異鄉漂泊了40年后，潘玉良在貧病交加中死去，臨終前向守在她旁邊的王守義交代了三個遺言：第一，死后為她換上一套旗袍，因為她是中國人；第二，將她一直帶在身邊的鑲有她跟潘贊化結婚照的項鏈和潘贊化送給她的臨別禮物懷表交給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帶回祖國。

　　王守義不負所托，傾力完成了她的遺愿。就在她去世之后不久，他也因惡疾去世，朋友們把他葬進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這兩個異鄉人，總算在去世后可以相伴抵御漂泊在外的孤寂。

　　與電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實人生，總是透露著一股凄涼和苦澀。很多人提起這位民國最知名的女畫家來，不免為她感到唏噓。

　　直到我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之后才明白，潘玉良和毛姆筆下的思特里克蘭德是一類人，思特里克蘭德原本是個證券經紀人，家庭美滿，生活安定，有一天卻忽然拋妻棄子離家出走，最后自我放逐去了太平洋的一個小島。別人質問他為何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得這樣折騰，他回答說：“我必須畫畫，就像溺水的人必須掙扎。”她畫得最多的，還是各種各樣的女體，這些女體豐碩飽滿到了極致，宛如地母一樣健壯，和她本人一樣，談不上美，可滿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紙而出。

　　2012年，杭州曾經舉辦過一次潘玉良的畫展，主題名叫“彼岸”，我覺得這仿佛是對潘玉良一生的隱喻：此岸是現實人生，風雨飄搖，卻有著俗世的幸福；彼岸是藝術圣境，高蹈出塵，卻又寂寞清冷。我們這些抵達不了彼岸的人，只能遙望著那端的她，輕嘆一聲：高處不勝寒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