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夏文化的認識，一直是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所研究的重大課題，多年來一直是一個未解的懸案。這個顯赫十四代十七王，近五個世紀之久的奴隸制王國，既有文獻記載，又有人間傳說，難道沒有給我們留下一點痕跡嗎？自禹至桀的漫長歲月里，其都城建在何處，考古界正努力去尋找，研究者力圖把文獻記載與考古發掘相結合找出正確的答案。

　　解決夏墟問題，必須要先解決夏文化問題，在解決夏文化問題之前，首先還要了解清楚夏文化人民活動的范圍。根據文獻記載推測，夏人活動的大體范圍，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東至今河南、河北、山東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夏朝的統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地區，看來夏文化在中原歷史舞臺上無疑十分顯赫。

　　文獻中有較多的記載著“禹居陽城”的說法。《孟子· 萬章上》： “禹居陽城。” 《世本·居篇》： “禹都陽城。” （《漢書·地理志注》潁川郡陽翟縣下引）“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世本》）《史記·夏本紀》：“禹辭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

　　另外， 文獻中也較多的記載著“禹居陽翟” 的說法《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后居陽翟。” 《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 “禹受封為夏伯， 在豫州外方之南， 今河南陽翟是也。” 《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河南府陽翟縣條：“陽翟縣本夏禹之所都，春秋時鄭之棟邑，韓自宜陽移都于此。”又據《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

　　看來，夏禹之都大體上不會超出以上范圍，但是史書上所載地名，與現實地名出入甚大，后人說法紛紜。例如陽城，一說在潁川郡陽翟縣（今河南禹縣）；一說在嵩山南（今河南登封縣）；一說陽城就是唐城（今山西翼城縣西）；一說陽城在澤州（今山西晉城）；另外還有陽城在大梁（今河南開封）的說法等等。

　　《國語·周語》，清代洪頤煊《筠軒文鈔》有（禹居陽城考），論述甚詳。近年來，在屬于陽城地望的河南登封境內，發現了我國目前最早的城堡之一———王城崗城堡遺址。但是，要確定一處京都，首先要解決的是夏文化問題，只有確立了夏文化，才能集中到探索夏都的范圍上來。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有人認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認為龍山文化是夏文化。只因當時積累的考古資料有限，研究者只能做一般的推測。自1959 年進行的“夏墟”調查，才正式展開了對夏文化的探討工作，進一步把夏王朝的疆域集中到河南境內的豫中、豫西，山西境內的汾河中下游，特別是汾、澮、涑以及沁、丹水流域。近年來，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積累，學者們也做了大膽的探討，提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一二期為夏文化遺存；有人單獨把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列為夏文化遺存；還有人把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列為夏文化遺存。

　　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不少人認為所謂“禹居陽城”與今日王城崗有一定的關系，并為王城崗遺址的發掘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收獲。文獻記載中禹與陽城的關系是密切的，而王城崗遺址所在地理位置與文獻記載中的夏都陽城基本吻合，但是，一個文化的確立，特別是一處奴隸制王國都城的確立，都應具有令人信服的材料。夏鼐先生認為，關于夏都問題，“一般的探討過程中，是先確定遺址屬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確定它是該王朝的京都”。又說，“如果這遺址屬于是夏文化，也仍有是否有都城的問題”，“所以，這里首先要解決的是夏文化問題”，一旦夏文化解決了，夏墟之謎也就不難而破了。

　　根據文獻記載來看，夏朝的都城與商朝一樣，曾多次遷徙，但可以看出，夏朝的都城始終圍繞著以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這兩個中心。《左傳》定公四年杜預注： “夏墟， 大夏， 今太原晉陽也”。定公四年， “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由此而產生了夏墟位“晉中太原”說和“晉西南”說。由于史書中對夏墟地望的記載比較分散，傳說較多，而且夏文化遺址的分布也較普遍，故缺乏足夠的材料加以論定。應該提及的是，夏王朝活動的中心和夏王朝統治的區域應該輕重分開，在探索夏墟問題上，應該從大范圍集中到中心方面來。不管禹居陽城，或陽翟，或安邑，或晉陽，當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被禹所居過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夏朝的都城，另外，夏王朝是否在此建都，還應與有無大型或典型夏文化遺址的材料相印證。所以，如果用更加開闊的目光來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夏人的文化源頭應該到具有游牧民族特點的北方細石器文化中去尋找，這樣可能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結論。在中國北方，主要是長城以北，從東北沿內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寧夏、甘肅、新疆以至藏北高原，以細小打制石器為特征的細石器文化，是北方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文化。它們的特征一致，地域相連，統一構成了我國北方草原、沙漠、高原地帶從事農牧和狩獵的古代民族的大文化。考古學上稱它為“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

　　所謂細石器，指采用天然石髓、瑪瑙和燧石制成的細小石器，常見種類有石核、石葉、石鉆、石鏃等，具有輕便、適合攜帶的特點，可以適應遷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所謂細石器文化，也并不是只有細石器，也包括大型打制和磨制石器，只是所占比重較少，故用細石器概言之。細石器文化也使用陶器，皆手制，質粗形簡，器面多“之”字形紋。骨器有骨刀、魚鏢、骨錐等。

　　北方細石器文化主要遺址有：

　　昂昂溪。在黑龍江齊齊哈爾附近。林西。在內蒙古昭烏達盟林西縣鍋撐子山。富河溝門。在內蒙古昭烏達盟林東鎮北七十公里，烏爾吉木倫河東岸。

　　以上遺址地域相近，據張博泉推測，這類細石器屬于東胡族文化，與鮮卑、烏桓、山戎先世有關。小南山。位于黑龍江東部饒河縣。

　　新開流。位于黑龍江東部密山縣。

　　萬里霍通。位于黑龍江東部樺川縣。

　　以上遺址地域相近，據張博泉推測，這些屬于肅慎族文化，與女真族、滿族先世有關。

　　新樂（下層）。位于沈陽市北郊。

　　紅山。位于內蒙古赤峰市。

　　小珠山。位于遼東半島以南的廣鹿島。

　　大口（元峁圪旦）。在內蒙古準格爾旗。其一期遺存的陶器主要是泥質和夾砂灰陶，紋飾主要是籃紋和繩紋，也有少量附加堆紋和劃紋。器形有罐、甕、豆。也有細石器。年代相當于龍山文化，至于二期遺存，其年代要晚于夏商時期。

　　轉龍藏。位于包頭附近。其陶器與大口一期遺存相似，如籃紋的盆、罐，紋飾有篦點紋。有數量較多的細石器。在年代上應與大口一期遺存相近。

　　阿斯塔那。位于新疆吐魯番縣。打制石器中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及磨盤、石球等。細石器有條形石片、刮削器、鏃、石核。條形石片長一至三厘米，刮削器一般經精細加工，鏃有柳葉形、桂葉形、三角形和菱形的。陶片全為砂質陶，器形有小口罐、甕、缽等，紋飾有附加堆紋，壓印的篦點紋、劃紋　　。

　　薩拉烏蘇。位于河套南部薩拉烏蘇河（即紅柳河）沿岸。石器多偏細小，缺乏大型的打擊石器。年代應為距今三萬七千年至五萬年左右。當時，此地氣候溫和，淡水湖沼星羅棋布，草木叢茂，活動著成群的鬣狗、披毛犀、諾氏駝、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蒙古野馬、赤鹿、普氏小羚羊等。

　　峙峪。位于山西省朔縣。其特征是細小石器和小石片為主要成分。明確地發現了石箭頭，說明當時已使用弓箭。哺乳動物化石以野馬、野驢為多。峙峪動物群與薩拉烏蘇比較，其時代大體同時或稍晚。經測定，遺址距今約三。虎頭梁。位于河北省陽原縣。石器原料以石英巖為主，在各種形式的石核中，楔形石核占絕對優勢。其中臺面平而呈角形的，與薩拉烏蘇文化中的相同；另一種是臺面向石核的隆起的一面傾斜，為虎頭梁所特有。這兩種石核，對于研究中國華北以至東亞、東北亞、西北美的舊石器文化，以及說明這一廣大地區細石器類型文化的起源問題，都具有一定意義。

　　許家窯。位于山西省陽高縣。石器類型以刮削器為最多，其中一種短身圓頭刮削器，小圓弧形的刃經過精細加工，與后來細石器遺存中“拇指蓋刮削器”有著繼承發展的關系；一種原始棱柱狀石核，從打制的臺面周圍邊緣剝落石片，是后來細石器中常見的典型棱柱狀石核的母型。遺址中共存的哺乳動物化石有諾氏古象、野馬、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原始牛等。采用鈾子系法測定許家窯遺址動物牙齒化石，年代為距今十萬年左右。研究者認為，許家窯一峙峪一虎頭梁，地域上互相鄰近，制作技術同屬華北以小石器為顯著特征的文化系統，當是代表了這一支具有連續性發展序列的文化上的幾個重要環節。細石器的存在和發展是與狩獵業密切相關的。許家窯人主要以狩獵野馬、野驢為主，在其遺址中，僅野馬一類骨骸就發現了三百多匹。獵物的增加，促使相應的小石器大發展。“因為日漸增多的獵物要求人們必須改進剝皮工具，一方面是對石器的刃部精細加工，使其更加鋒利，以提高剝皮速度；另一方面則要增加器物的種類，以適應各部位剝皮的需要。”細石器中最多的工具是刮削器，就是專門用于割剝獸皮的。許家窯人還發明了石鏃，尖端周正、鋒利，并帶有短程，可以綁在木桿上組成箭。許家窯人的后裔峙峪人也使用弓箭，在峙峪遺址中發現的動物化石，野馬達一百二十匹，野驢為八十八匹。峙峪人和許家窯人一樣，都是善于獵馬的氏族，因而被人們稱為“獵馬人”。以上地區皆屬殷商時代鬼方、土方、舌方的活動范圍。直到春秋時期，山西和河北北部仍是戎狄之地，由此我們推斷，這一地區的細石器文化都是北狄人或夏人的文化。在所有這些細石器文化中，以山西省北部的許家窯文化最為古老。若要尋求夏文化的源頭，晉北的許家窯可能是最恰當的選擇。

　　近年來，在蒙古和西伯利亞地區，曾出土為數眾多的青銅短劍和銅刀，其中呈曲柄或曲刃的一種最具民族特色。柄端呈龍蛇狀。這種裝飾花紋，與中國河北、內蒙古地區出土的式樣極其相似。其中鄂爾多斯發現的龍首匕，龍首張嘴，圓眼，蘑菇柱狀角。其角與晚商金文中“龍”字的造型相同。龍身，以長方點狀紋表示，屬于蛇紋的寫實狀態。古代傳說中的龍，是一種類似蛇和鱷魚的爬行動物，以上出土的龍首形青銅短劍和銅刀，正是表現了龍的虛幻形象，是原始宗教動物崇拜的產物。夏人“己”姓，“己” 正是蛇的象形，所以考古學家稱這些龍首青銅兵器是夏族的文化遺存。西周以后，這種蛇紋青銅器發生變化，龍首簡化，蛇紋變成了葉脈紋或網狀紋，但仍然是蛇身的花紋和蛇脊骨的模擬。后來發達的鄂爾多斯式動物紋，主要的紋飾變為羊、鹿、虎和馬等形式，就是在夏文化的蛇紋等動物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盡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夏、商文化的影響，但它絕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顯然自有來源。

　　史載夏的發祥地在崇山。《國語·周語》稱：“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又說：“其在有虞，有崇伯鯀。”崇山位于何處？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汾水下游及澮水流域之間，發現了龍山文化遺址多處，其中陶寺遺址被認為與夏文化有關。因為幾座早期大墓中都出現了彩繪蟠龍盤，顯然是夏族部落崇奉龍為神物的原始標志。陶寺位于崇山西麓。《讀史方輿紀要》：“崇山在（襄汾）縣東南四十里，一名臥龍山，俗名大尖山，南北連亙長二十余里。”《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張揖云：“崇山，狄山也。”陶寺遺址正在古崇山下，是目前發現的晉南的一個大型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物品豐富而別有特色，不是中原他處同時期的文化遺址所能比擬的，在地望上，正與汾澮間的夏墟地理位置相吻合。崇山又稱狄山，正指明了戎狄夏族人居此地。《左傳·定公四年》（前506）說到周初封建的情形時稱：“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預注：“索，法也。太原（指夏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這表明，直到周初，晉地仍保存著戎狄的生活習慣，不得不根據其舊有風俗，以戎法治之。直到春秋時代，太原地區仍使用戎狄語言。這些證據說明，山西很可能是夏文化的發源地。

　　河南和山西，到底哪個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遺址？相信隨著考古事業的迅速發展和考古資料的不斷積累，破譯夏墟之謎，一定為期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