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長河漫漫歷史悠悠。

　　在天山南麓，西漢通向西域的北道上，有一個重要的西域古國——龜茲。今天的庫車縣就是昔日龜茲王國的所在地。 龜茲王國在西漢時期，就是西域三十六國中最大的綠洲王國，地處絲綢之路要沖．漢唐時代曾先后在這里設置西域都護府和安西都護府。

　　龜茲國地理位置重要，向西經喀什可以與西南道上的和田等地相通，因此，佛教傳入西域后，很快也在龜茲綠洲傳播開來。公元1世紀時，龜茲已見佛教蹤跡。根據文獻記載， “白”、“帛”是漢澤龜茲王族的姓氏，因此三國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來洛陽譯出《無量清凈平等覺經》的帛延，可能就是龜茲的佛教徒。《晉書·四夷傳》也說龜茲國“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

　　在公元3世紀至10世紀開鑿的眾多佛教石窟，是龜茲地區最有價值的佛教文化遺產。這些分布在庫車、拜城等處山谷中的石窟，以開鑿時間早、內容最富外來文化色彩而出名。如著名的拜城克孜爾石窟、庫車的庫木吐拉石窟(千佛洞)、克孜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這種建造在山崖上的寺廟，構成了占代龜旌地區石窟建筑特有的面貌與內涵。

　　石窟內大都繪有壁畫。公元6世紀以前，主要有釋迦、交腳彌勒和表現釋迦的本生、佛傳、因緣等圖像。公元6世紀出現了千佛。公元8世紀以后，逐漸受到中原北方地區石窟的影響，中原北方盛行的阿彌陀和阿彌陀凈土，以及一些密教形象也逐漸地傳播到了這里。

　　龜茲石窟群已編號的洞窟總數為570多個，其中克孜爾石窟編號的洞窟就有2236個，保存壁畫10000平方米。最具代表性。克孜爾石窟西距拜城60公里，東距庫車67公里，克孜爾是維吾爾語紅色的意思，大概是石窟坐落的雀爾達格山是赭紅色，因在朝暉夕照中有如胭脂，與山腳下木扎提河水相映成趣而得名。

　　龜茲石窟壁畫的題名落款大都是中原方式，而在庫木吐拉和森木塞姆千佛洞內，還同時用漢文和龜茲文、回鶻文合璧榜書．可見中原文化滲透之深。

　　龜茲占代文化受犍陀羅影響很深，許多藝術觀念、藝術風格、藝術技巧、藝術處理方式甚至有些藝術形象，都來自犍陀羅。龜茲佛塔的建筑、佛和神的形象、石窟的總體布局等方面，無不透出犍陀羅藝術的信息和氣韻。

　　龜茲文化藝術具有的多元性、混合性、兼容性，是文化交流的產物。中原、希臘、印度、阿拉伯文化通過絲綢之路，聚集、交匯在這里，從而形成了龜茲海納百川、充滿創造性的文化藝術。龜茲文化藝術的價值和獨特魅力也正是在這里。 (2)流失的舍利盒。

　　龜茲是西域佛教中心，而昭怙厘寺又是龜茲最大的寺廟。 關于昭怙厘寺的地望，有種種說法。清人徐松在《兩域水道記》中，首倡庫木吐拉千佛洞遺址與河西岸古城遺址，即玄奘所說的東西二昭怙厘寺。再就是“蘇巴什遺址即昭怙厘大寺”說，此說由斯坦因發端并在學界得到較廣泛認可。

　　出庫車向北行20多公里，昭怙原佛寺遺址就呈現在雀格塔爾山下廣闊的戈壁灘上了。銅廣河從戈壁中間流過．把佛寺分成東區和西區兩部分．東、西遺址在兩岸臺地上隔河相對。多年來，人們把這里稱為蘇巴什古城。蘇巴什是維吾爾語，即“龍口”之意，其實它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寺院。

　　隨山勢起伏，整個遺址一層層鋪開，參差錯落、逶迤延伸。在河西遺址南北長700米、東西寬200米的范圍內，分布著僧房、寺院、佛塔、窟群。保存較好的是靠近西河岸的一座方形大寺，四周有堅實厚重的墻垣。由寺南邊的門進入殿堂殘址，中央立著一座殘高9米的方形土塔。大寺之外還有一組禪堂佛殿遺址。殿堂之西的戈壁上有一方形塔基和三角形塔身，高達10余米的舍利土塔之南連接著梯形平臺，臺上禪室內有殘存的壁畫。佛塔北面僧房禪室鱗次櫛比，毗連數里。

　　歷史上戰爭的破壞，自然界風沙的摧殘，早已使一度輝煌的昭怙厘寺瘡痍滿身，面目全非，加之20世紀初外國探險隊的紛至沓來，又給昭怙厘寺帶來諸多紛擾，使它歷盡了磨難。先后有俄、法、日、英、德等國的探險家，曾在這里大肆挖掘。他們盜掘、偷運了大量的佛像、壁畫、古錢幣和文書等珍貴文物，特別是日本大谷探險隊和法國的伯希和，在這里發現了不少舍利盒，全部運到口本和法國。

　　有一個不平常的舍利盒，被大谷光瑞于1903年帶往日本，現存東京，由私人收藏。這個舍利盒為木制。盒身被紅、灰白、深藍三種顏色覆蓋，還鑲有一些方形金箔裝飾，盒內僅存骨灰，外形沒有什么特殊之處，故蒙塵半個多世紀，沒有被人們所注意。到了20世紀50年代，有人突然發現這個舍利盒顏色層內有繪畫的痕跡，經剝去表面顏料，終于露出盒上繪制的圖像，使精美的樂舞圖重見天日．大放異彩。

　　舍利盒身為圓柱體，蓋呈尖頂形，高3l厘米，直徑約38 厘米，體外貼敷一層粗麻布，再用白色打底，然后施色，畫的外面還涂有一層透明材料，制作十分精巧。盒蓋上繪有四位演奏樂器的裸體童子，分別演奏篳篥、豎箜篌、琵琶和一個彈撥樂器。最為令人驚嘆的是，盒身周圍繪有形象十分生動的樂舞圖，是一件極罕見的反映龜茲音樂舞蹈藝術活動的珍貴形象的資料，也是龜茲當時世俗生活的真實寫照。

　　據日本學者熊谷宜夫研究，這個舍利盒是7世紀時所造。這一時期是中國隋代末期和盛唐初期。由于中央政府在龜茲先后設立都護府，使龜茲社會的各方面都得到迅猛發展，成為西域廣大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這種形勢下．音樂舞蹈等藝術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龜茲社會的昌盛發達，完全可以從這幅樂舞圖熱烈的場面、飽滿的情緒、豐富的舞姿、華麗的服裝、多樣的樂器和各式人物的神采里感受到。可以說，這幅樂舞圖是龜茲社會繁盛歷史的縮影。·此舍利盒從昭怙厘佛寺出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佛教文化和龜茲社會風行歌舞的盛況。同時，舍利盒制作和繪畫非常精美，又出土于昭估厘大寺的中心殿堂的廢墟下，顯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僧火化后所用。從而也證明了龜茲藝術強烈地影響著佛教文化。世俗的樂舞藝術堂而皇之地闖進佛教文化的門檻，并被“超脫塵世的”佛教僧倡所接受和喜愛，反映出歌舞藝術的巨大穿透力。

　　繼大谷光瑞探險隊之后，法國人伯希和于1907年也在西昭怙厘寺盜掘了6個舍利盒。據研究者稱．這些舍利盒與大谷探險隊帶走的舍利盒很相似，但不如前者精美。

　　追尋歷史的足音，不禁令人浮想聯翩，無價的珍寶被外國所謂“探險家”的盜寶者掠奪，讓國人憤慨，這之中又隱含著多少遺憾和悲嘆，而不幸中的萬幸是一塊神秘的佛跡玉石奇跡般地被保存下。

　　據《大唐西域記》載：龜茲城北有兩座著名的伽藍，“東昭估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余．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跡，長尺有八寸，廣余六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這神秘的佛足印記，這巨大的玉中瑰寶，在這古老的佛寺中至少靜臥了1300多年。不料，又是一個外國人給它帶了厄運。1898年，俄國人科茲洛夫來到昭怙厘寺，要將“佛跡玉石”運走。但這塊玉中之王約有2000公斤熏，別說運走，就是抬起來挪動一下位置都很困難。千斤玉石稀世珍寶，更何況重達4000斤呢，科茲洛夫當然不愿放棄，就找人將玉石砸成兩塊，然后又用圓木作成巨型爬犁式架子，馬拉人拽，總算運到庫車縣城，待機運出國外。正在此時，幸有和田一位老玉工趕到庫車，他識玉愛玉，膽大心細，聯絡當地百姓，巧妙地將這網塊碩大無朋的玉石保護了下來。直到1964年，北京自然博網塊碩大無朋的玉石保護了下來。直到1964年，北京自然博物館派人到新疆征集玉石，這兩塊大玉石才得以重見天日。經取得有關方面同意，保存在庫車縣政府大院內的“佛跡玉石”，特別用兩張大紅氈包裹起來，運往北京。

　　龜茲石窟群是幸運的，因為它并沒有像瑪雅人的金字塔和巴比倫的空中花園那樣隨著歷史風塵逝去；龜茲石窟群又是不幸的，因為它在歷史的長河中蒙受了太多的苦難，曾經屬于它的無數珍寶也許永遠都不會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