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古詩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緒”兩個年號。光緒九年（1883）至十二年間，鄭孝胥、陳衍開始標榜此詩派之名，說是指“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但“同光體”的一些開派作者，在同治末年(1874)，沈曾植才年24，陳三立年23,陳衍年19,鄭孝胥年15，都尚未成名，詩亦尚未能自成一體。保存在他們詩集里的作品，是光緒中期以后所寫，陳三立詩集編年則始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所以“同光體”之稱，并非完全確切。

　　清代詩人“不墨守盛唐”的，不始于同光體。同光體的特點是，主要學宋；也學唐，是趨向在中唐的韓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同光體詩,分閩派、贛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學宋,而宗尚也有不同。閩派陳衍主張詩有開元、元和、元□“三元”之說，謂“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余地”(《石遺室詩話》)，重點在宋,他自己學楊萬里;鄭孝胥學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陳寶琛學王安石；沈瑜慶學蘇軾；后一輩林旭學陳師道;如李宣龔等則又是“直效海藏(鄭孝胥),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石遺室詩話》)。贛派代表陳三立，學韓愈、黃庭堅，直接繼承宋代江西派，后繼者夏敬觀、華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于梅堯臣、陳師道諸家。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學謝靈運、韓愈、孟郊、黃庭堅的，沈氏提出詩有元嘉、元和、元□“三元”之說。這派上承清中葉秀水派的錢載,影響不大。沈氏詩弟子金蓉鏡,具體而微。范當世學黃庭堅,陳曾壽學韓愈、李商隱、黃庭堅,俞明震學陳與義。不屬于此三支，而一般也認為是“同光體”的詩人，“同光體”詩人的詩，早期還有些主張變法圖強、反對外國侵略的較好內容，而較多的則是寫個人身世、山水詠物。清亡以后，大都表現復辟思想。

　　同光體主要學宋的詩風,所以能在清末泛濫起來,原因是清代神韻、性靈、格調等詩派，到道光以后，已經極敝。“夫口饜梁肉，則苦筍生味；耳□箏笛，斯蘆吹亦韻”（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論詩書》）。所以同光體易于轉移人們的耳目。而這一派詩人的自我標榜與廣泛宣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關鍵人物是陳衍。他在清亡后發表《石遺室詩話》,選《近代詩鈔》,更有不少朋友和學生奔走其門，同光體因此風靡一時。其鄉人林庚白早年學同光體，后來終于擺脫。他深有感慨地說：“民國詩濫觴所謂‘同光體’，變本加厲，自清之達官遺老扇其風，民國之為詩者資以標榜，展轉相沿，父詔其子，師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輩為目蝦，而自為其水母。門戶既然，于是此百數十人之私言，淺者盜以為一國之公言，負之而趨。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為得古人之真，其實不惟不善學古人，其視清之江□、鄭珍、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雖囿于古人之樊籬，猶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詩，蓋又下焉。”（《今詩選自序》）這是同光體詩人的反戈一擊。

　　早在陳衍標榜同光體的光緒年代，其同鄉友人林紓也已加以非議。他在《旅行述異·文家生活》識語中指出：“至于今日，則又昌言宋詩，搜取枯瘠無華者，用以矜其識力，張其壇坫，……揭麾舉□，令人望景而趨，是身以齊人，屈天下均齊語，身為楚產，屈天下皆楚語，此勢之必不至者也。”民國初年，“同光體”詩風，又侵入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掀起了一場贊成者與反對者的斗爭。柳亞子為此把“同光體”的追隨者朱璽驅逐出社。然朱璽輩是不在陳衍諸人話下的人，打擊朱璽，并不能使“同光體”退出詩壇。加以“南社諸子，倡導革命，而什九詩才苦薄。詩功甚淺，亦無能轉移風氣”（林庚白《今詩選自序》）。直到陳衍的32卷《石遺室詩話》出版的次年(1930)，持有詩界革命觀點的金天翮，在《五言樓詩草序》中，進一步指斥同光體詩人“標舉一二家以自張其壁壘，師古而不能馭古。……又其甚者，舉一行省十數縉紳，風氣相囿，結為宗派，類似封建節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氣而使之絀，纖靡委隨，而后得列我之壇坫，卒之儇薄者得引為口實，而一抉其樊籬，詩教由是而隳焉。”這是對同光體最后的有力的抨擊。到1937年秋日本帝國主義者全面入侵的時候，陳衍病死于南，陳三立病死于北，次年，鄭孝胥死于偽滿洲國，同光體詩派至此而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