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間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等。自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等倡言復古之后，散文以摹擬古人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詰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王慎中、唐順之以及與他們同時的李開先、陳束、趙時春、任翰、熊過、呂高號稱“八才子”，力矯李、何之弊，主張學習歐陽修、曾鞏之文。他們的文學活動正值李夢陽、何景明去世而后七子尚未繼起的復古主義的間歇期，一時影響頗大，李、何文集幾乎受遏不行。比王慎中、唐順之稍晚的茅坤、歸有光卻正當后七子主持文壇的時期，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繼前七子衣缽。再次發起復古運動,剽□古人,求附壇坫，天下無不靡然成風。茅坤、歸有光與王、唐趣尚略同，歸有光以一“窮鄉老儒”毅然與后七子抗衡，排□而不余遺力，其精神尤為難得。前后七子崇拜秦漢是摹擬古人，唐宋派則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的傳統地位，又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王慎中說：“學六經史漢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韓歐曾蘇諸名家。”(《寄道原弟書幾》)唐順之的《文編》，選入《左傳》、《國語》、《史記》等古文和韓柳歐蘇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164卷,進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影響深遠，其書盛行海內。唐宋派變學秦漢為學歐曾，易詰屈聱牙為文從字順，是一個進步。唐宋派還重視在散文中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們批評復古派一味抄襲模擬，主張文章要直寫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豐文粹序》），就是要抒發作者內心的思想感情。唐順之認為“文字工拙在心源”，說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來，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一樣絕好文字”；否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答茅鹿門知縣書二》）。茅坤更進一步，強調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還要體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對復古派的批評是尖銳的。唐順之在《答蔡可泉書》中說復古派的作品“本無精光,遂爾銷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靈魂。歸有光對當時負有盛名的王世貞的批評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貞等為“一、二妄庸人”，而眾人將王擁立為“巨子”，“爭附和以詆排前人”，他說：“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項思堯文集序》）復古主義者“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余，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與沈敬甫書》）。這是針對王世貞等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論調所發，深惡痛絕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當推歸有光。歸有光善于抒情、記事，能把瑣屑的事委曲寫出，不事雕琢而風味超然。如《項脊軒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記》、《見樹樓記》、《女二二壙志》等等。王錫爵在《歸公墓志銘》中稱他的這類散文“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表”。黃宗羲則尤其贊賞他懷念祖母、母親和妻子的一些散文。“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欲涕。蓋古今來事無巨細,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長留天壤”(《張節母葉孺人墓志銘》)。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過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們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婦的道學文章和應酬捧場的文字。他們主張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學家的內心世界。茅坤說：“世之文章家當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從而發之為文。”(《復陳五岳方伯書》)可見他們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則文盛。這種觀點束縛了創作。同時也削弱著他們文學主張的影響力，站在道學立場是不能動搖復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臺閣體主持文壇風氣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點，雖也指出了復古派的毛病，卻始終未能根本改變文壇局面。唯其散文創作對后世較有影響，如清代“桐城派”即繼承了它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