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的觀點，振聾發(fā)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fā)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xiàn)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fā)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于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fā)，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沖破一切束縛創(chuàng)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xiàn)和真情發(fā)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tǒng)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chuàng)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xiàn)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yǎng)，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jīng)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fā)展觀與創(chuàng)新論相聯(lián)系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chuàng)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