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者、詞人。字靜安，一字伯隅，號觀堂，亦號永觀。浙江海寧人。清秀才。屢應鄉試,未中,乃放棄舉業。光緒二十四年(1898)去上海，在改良派報紙《時務報》任書記、校對，接受新學和西學的影響。同年六月，又以業余時間，入羅振玉主辦的上海東文學社，從日本人學外文及理化等知識；并自此與羅振玉結成終生依托的關系。

　　光緒二十七年(1901)，王國維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次年夏，因病輟學回國。“自是以后，遂為獨學之時代”（《三十自序》），開始研究康德、叔本華等人的哲學著作。光緒二十九年起，先后任通州、蘇州等地師范學堂教習,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課程,并致力于文學研究。三十二年（1906）入京，專力治宋詞元曲。次年起，歷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學部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等職。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王國維于當年12月攜眷隨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漢簡。1916年，應猶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國至上海編輯《學術叢編》雜志，并繼續甲骨文的研究。1918年，兼任哈同辦的倉圣明智大學教授。

　　1922年,王國維受聘任北京大學通訊導師。次年,由蒙古貴族升允舉薦，應召為清故宮南書房行走，食五品俸。1924年11月，溥儀被逐出宮，王國維視為奇恥大辱，與羅振玉、柯紹□相約一同投御河自殺，因家人嚴密監視未遂。次年，任清華大學文學研究院教授，講授經史、小學等科，并從事西北史地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1927年 6月，在北伐戰爭向北推進中，王國維寫就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自投于北京頤和園內之昆明湖，“在水里將遺老生活結束”（魯迅《談所謂“大內檔案”》）。

　　在歷史急劇變動的年代，王國維是一位比較復雜的人物。他的政治立場，由前期的比較同情資產階級改良派，日漸墮落為頑固不化的封建主義保皇派。而在學術上，他卻在哲學、教育、文學、史學、文字學和考古學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為中國近代罕見的杰出學者。他是近代學術界最早地把乾隆、嘉慶以來樸學大師們的治學傳統和資產階級的近代治學方法，融會貫通，從事創造性的研究工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大都有著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

　　王國維畢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學研究，成就也最高。他是中國3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崛起前的資產階級史學主要代表人物。所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殷周制度論》等,利用甲骨文資料探求、論證歷史的本來面貌，創獲極大,突破了傳統的封建史學,從而被認為是“新史學的開山”(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在文學領域里，較早地吸收西方哲學、美學理論及其方法，研究中國文學，在文學的界說、文學的特質、作家論、創作論等一系列問題上，都有新開拓，新貢獻，對“五四”以后的新文學發生過重要的啟蒙作用。他的文學創作，也有著自己的特色。當然，由于受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濡染太深，王國維的文學理論的局限也十分明顯。如他提出的距離美學、超功利主義、文學起源于游戲論等，都反映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美學思想與文藝觀點。

　　王國維在文學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叔本華之哲學及教育學說》、《紅樓夢評論》、《文學小言》、《屈子文學之精神》、《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以及《觀堂長短句》等。

　　《叔本華之哲學及教育學說》和《紅樓夢評論》，作于1904年。前者非文學專論，有關部分反映了他吸收叔本華美學思想而形成的對文學的一些基本認識。后者是王國維最早的一篇文學論文，也是紅學史上一篇重要的專著。它第一次對《紅樓夢》的“精神”和“美學上之價值”等重要問題，作了認真的、比較系統的探討和評價，較之先前舊紅學派的隨筆式的評論和牽強附會的考證,是一個明顯的突破。它批評了舊紅學派的“影射”說和“自傳”說的荒謬，提出“夫美術（謂文藝）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于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雖然他所謂“人類全體之性質”還建立在叔本華“實念”的基礎上，但這種論述中已包含了典型化的思想和文學的形象化特質，在當時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是，全篇理論以叔本華的唯心主義哲學和美學觀為“立腳點”,宣揚人生即痛苦悲觀的人生觀,把《紅樓夢》說成是一部以“解脫為理想”的“宇宙之大著述”，雖意在贊譽《紅樓夢》之偉大，并且具有理論高度，實際上仍是歪曲了《紅樓夢》，直接或間接地給新紅學派以影響。王國維墨跡

　　作于1912年的《宋元戲曲史》，是王國維在戲曲研究方面的帶有總結性的巨著。在此前4年間,他曾先后完成了《曲錄》、《戲曲考源》、《錄鬼簿校注》、《優語錄》、《唐宋大曲考》、《錄曲馀談》和《古劇腳色考》等著作，對歷來認為“文格卑俗”的戲曲作了高度的評價，對有關戲曲專題發表了獨卓的見解。而在這部著作里，則進一步系統地論述了戲曲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并對現存的元雜劇作家和作品，作了重點而又精到的論斷。這些，都是前人所未曾做過的工作。故郭沫若稱之為“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的成就”（《魯迅與王國維》）。作者在此書中強調元曲之佳處在“自然”,作家“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杰之氣,時流露于其間”,“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其推崇元曲之文章在有“意境”，則是與《人間詞話》中之“意境說”相呼應的。

　　《人間詞話》,最初發表于1908年。后人又輯有《人間詞話刪稿》、《人間詞話附錄》。這是王國維文學批評的代表作，影響很大。它熔中國古典文論和西方哲學、美學于一爐,而以發揮前者為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藝理論體系。它雖為論詞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廣泛,不限于詞，“可以作為王氏一家的藝術論讀”（夏承燾《詞論十評》），它突破清代詞壇浙派、常州派的門戶之見，獨標一幟。

　　《人間詞話》在探求歷代詞人創作得失的基礎上，結合作者自己藝術鑒賞和藝術創作的切身經驗，提出了“境界”說，為王國維藝術論的中心與精髓。《詞話》第一條即指出：“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全書提到“境界”有十余處之多。作者闡釋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有境界的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即形象鮮明，富有感染力量。圍繞境界這一中心，《詞話》又進一步提出和論述了寫境與造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景語與情語、隔與不隔、對宇宙人生的“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等內容，廣泛接觸到寫實與理想化的關系、創作中主觀與客觀的關系、景與情的關系、表現上的白描與“務文字之巧”的關系、作家觀察事物與表現事物的關系等文藝創作中一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包括了作家修養、創作方法、寫作技巧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見解。但是，這部著作同樣表現了叔本華等西方唯心主義美學的某些影響。其過于推重唐、五代、北宋詞人作品，貶抑南宋作家，也有失之偏頗之處。

　　王國維詞，有自定稿《觀堂長短句》 1卷，存詞僅23闋。又有《苕華詞》（一名《人間詞》），收詞92闋。他對自己的詞作，自視甚高，自言“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實際上，他的詞雖然講究意境，錘煉字句，藝術上多有借鑒價值，又“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有其獨自的風格，但內容則多抒發孤臣孽子的哀怨之思，表現了對時代變革的格格不入的態度以及悲觀主義的情緒。如〔摸魚兒〕《秋柳》、〔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清平樂〕《況夔笙太守索題香南雅集圖》等。浙江海寧王國維故居

　　王國維的著作有《觀堂集林》24卷、《觀堂別集》4卷、《靜安文集》1卷、《續集》 1卷，合其他學術著作,刊為《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共43種,104卷。其中包括詞學研究方面的著作:《清真先生遺事》1卷、《唐五代二十一家詞》20卷、《后村別調補遺》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