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戲曲理論家、劇作家。原名文，字勤之，號棘津，別號郁藍生。余姚（今屬浙江）人。出生于仕宦家庭。萬歷間諸生。萬歷三十一年(1603)前后，曾在南京做過職位很低的官，一生功名不得意，但對科舉一直存在幻想。

　　呂天成有很高的文學藝術才能。王驥德在《曲律》中提到他“兼工古文詞”，不過，他的主要成就還在戲曲方面。他是晚明劇壇的多產作家，作品數量至今尚難作精確的勘定。已知他寫過《煙鬟閣傳奇十種》，包括《神女記》、《金合記》、《戒珠記》、《神鏡記》、《三星記》、《雙閣記》、《四相記》、《四元記》、《二淫記》及《神劍記》，而前人戲曲論著中提到的還有《雙棲記》、《李丹記》、《藍橋記》、《碎琴記》和《玉符記》等 5種，雜劇部分有《秀才送妾》、《勝山大會》、《夫人大》、《兒女債》、《耍風情》《纏夜帳》、《姻緣帳》與署名“竹癡居士”撰寫的《齊東絕倒》等 8種。上述傳奇戲曲與雜劇，除《齊東絕倒》見存沈泰《盛明雜劇》而外，余皆亡佚。《齊東絕倒》寫帝舜幫助犯了殺人罪的父親瞽叟逃脫制裁，頗能揭示封建王法的欺騙性質，也諷刺了帝王的徇私。呂天成又曾校訂《荊釵記》、《拜月記》、《殺狗記》和《浣紗記》、《還魂記》、《義俠記》等28種南戲與傳奇。他的戲曲創作有一個發展的過程：20歲以前，比較注重文詞的雕琢，稍懈于音律的要求；后來在沈□等人的影響下，改宗本色，謹守宮調與平仄的規定，從而得到“音律精嚴，才情秀爽”的獎譽。

　　呂天成還撰有小說《繡榻野史》、《閑情別傳》兩種及《紅青絕句》1卷。

　　呂天成的《曲品》是著名的曲學著作，它與王驥德的《曲律》并稱明代戲曲理論著作的“雙璧”。《曲品》初稿成于萬歷三十年（1602），萬歷三十八年、四十一年曾兩次增削更定。最旱的萬歷間刻本業已失傳，傳世的抄本又每與高奕《新傳奇品》及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相混雜，至近人劉世珩重印時，始將《曲品》與后二書分開。

　　《曲品》的價值，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保存了豐富而珍貴的戲曲史料。這部著作，在體例上仿效鐘嶸的《詩品》、庾肩吾的《書品》和謝赫的《畫品》，分上、下兩卷，上卷品評元末至萬歷間南戲與傳奇的作者；下卷專論他認為“入格”的傳奇。凡嘉靖前的作家作品,都劃入“神”、“妙”、“能”、“具”四類;而對隆慶以至萬歷間的作者與作品,則列入“上上”、“上中”至“下下”九品。共收戲曲作家95人、散曲作家25人、戲曲作品212種。作家部分,先記姓字里居，繼之以四六駢文的評議。作品名目，僅20種見于《永樂大典》、《南詞敘錄》等前人著述，其余 192種俱系首見，而且囊括了作者之前的明代全部重要作品，并以簡略的文字點明故事情節。因此，《曲品》為后人探索作家的歷史、創作意圖，及已佚傳奇的內容、風格、優缺點，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第二，在品曲的標準方面，呂天成繼承了外舅祖孫□的看法，即“第一要事佳，第二要關目好，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宮調、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閑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勻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與此同時，還提出了自己更具體的一些見解。首先,在敘寫的內容上,呂天成雖然也和沈□一樣,主張“醒世”、“范俗”,但對迂腐的說教，并不贊賞。他批評邱□《五倫全備記》“稍近腐”，指責沈齡《龍泉記》“是道學先生口氣”,僅列“具品”,而盛稱以情格理的《還魂記》“驚心動魄”，“無境不新”，推為“上上”。其次，在藝術處理上，呂天成十分重視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與關目中展示的生活環境的高度統一，認為這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審美效果，感染和教育觀眾的重要關鍵。在結構安排上，呂天成力主緊湊，反對拖沓。力戒以“無緊要”的人物與情節喧賓奪主。第三，對創作主張和風格流派不同的作家與作品，能盡量不帶門戶之見。從文藝批評的原則出發，作出比較公正的評價。吳江派的劇作家和理論家，對湯顯祖的劇作多比較苛刻；呂天成雖出沈□門下，卻能客觀地指出他們各自的長處與不足，認為沈□的功績在于“妙解音律”，從聲律、詞法的倡導方面使傳奇創作重新步入正軌；而湯顯祖的本領在于運用才情充分抒發性靈，“麗藻憑巧腸而□發，幽情逐彩筆以紛飛”,對照兩人,瑕瑜互見，因而主張合兩人的長處：“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這種意見，立即為同時及后世的戲曲家們所認可。第四，《曲品》對有爭議的“當行”與“本色”論，作出了比較科學的詮釋：當行的內涵，原指“作法”，即從演出的需要考慮情節關目與結構；本色則僅重“填詞”，指以淺近的語言寫曲辭，要求體現神情與機趣。呂天成在《曲品》中對這兩個概念及其所涉的范疇作了簡要的說明。與此同時，又指出當行與本色并不是對立的，而應當有機地統一于劇本的創作中:“果屬當行，則句調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則境態必是當行！”就是說，要在強烈的戲劇性中體現風致與詩意，做到文質、雅俗的統一。

　　由于呂天成對民間戲曲和某些形式上比較粗糙的作品,采取排斥的態度。《曲品》所收錄的作家與作品,數量還不夠多，影響了它的價值。而在品評方面，呂天成未能完全擺脫前人偏重聲律、探尋故實、衡量文采的窠臼。9品的劃分,雖說細膩,卻嫌瑣碎,且由于贊美多、批評少，界限并不很清晰。連王驥德也指出《曲品》“如鄉會舉主批評舉子卷牘，人人珠玉，略無甄別。”即如有些具體評價，也有許多欠妥當之處。

　　《曲品》較有影響，晚明祁彪佳的《遠山堂劇品曲品》，就是繼《曲品》之后的著作，清代黃文□《曲海目》、近人王國維的《曲錄》，多從《曲品》擷取材料。

　　《曲品》的明刻本已亡佚。今通行數種刊本均出自劉世衍傳抄清抄本。清乾隆時楊志鴻抄本《曲品》為今所見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