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選集。明代高□編選。90卷，選詩620家，5769首。分體編排,計五古24卷，七古13卷，附長短句；五絕 8卷，附六言絕句；七絕10卷；五律15卷；五排11卷；七律9卷,附七排。每種體裁入選作者按時代排列。有簡要評注。卷首有《歷代名公敘論》、《詩人爵里詳節》。高□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完成此書后，又于三十一年增補作者61人、詩 954首為《唐詩拾遺》10卷，附于書后，足成百卷之數。

　　高□為明代“閩中十子”之一，論詩秉承嚴羽《滄浪詩話》之說，推崇盛唐。“十子”之首林鴻認為，盛唐詩“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楷式”。高□引為“確論”（《凡例》）。高□又引申嚴羽分唐詩為“盛唐之詩”、“大歷以還之詩”、“晚唐之詩”的主張（《滄浪詩話·詩評》），進一步明確提出初、盛、中、晚的名稱。他說，唐詩的發展于“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唐詩品匯總敘》），并認為“初唐聲律未純，晚唐氣習卑下，卓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為然”(王□《唐詩品匯敘》所引)。因于各體之中，又分為九品：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余響、旁流。其《凡例》說：“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余響，方外異人等詩為旁流。間有一二成家特立與時異者，則不以世次拘之”。把唐詩分為初、盛、中、晚,有助于對唐詩發展流變的認識,常為唐詩研究者所采用；但九品之分,缺乏明確標準,不免招人譏議。清代王士□對此書七古以李白為正宗，杜甫為大家，王維、高□、李頎為名家,即表不滿,他以為李、杜均應大家，王維等三家皆為正宗(《香祖筆記》)。清人李慈銘又對王說表示異議，認為杜應為正宗，李為大家，王維等三家為名家(《越縵堂讀書記·文學》)。見仁見智，聚訟不已。

　　此書標舉盛唐，原為糾正宋末詩風的卑雜瑣細和元代詩風的華麗詭奇之弊，而成為明代前后七子“詩必盛唐”主張的先導。它在明代作為館閣、家塾課本，流傳頗廣，影響甚大，但也引起清代如錢謙益、葉燮等人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說：“平心而論，唐音之流為膚廓者，此書實啟其弊；唐音之不絕于后世者，亦此書實衍其傳。功過并存，不能互掩，后來過毀過譽，皆門戶之見，非公論也。”

　　原有明成化間陳煒刻本，明代汪宗尼、汪季舒、陸允中、張恂等以其訛誤甚多，加以校訂刊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即據汪宗尼本影印出版。

　　隋唐名著介紹——《詩歸》

　　自“古逸”至唐詩的選本。明鐘惺、譚元春合編，51卷。凡古詩15卷,唐詩36卷。鐘、譚二氏均為竟陵（今湖北天門）人，是明末竟陵派的創始者。《詩歸》代表該派的文學主張。

　　鐘惺《詩歸序》說：“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為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說明書名“詩歸”的含意，并針對前七子擬古風氣，表明其選詩標準真正符合古人作詩的旨趣。但實際上是通過古、唐詩選評，宣揚鐘惺、譚元春的詩論。

　　《明史·鐘惺、譚元春傳》說：“自(袁)宏道矯王(世貞)、李(攀龍)詩之弊，倡以清真,惺復矯其弊,變而為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為《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為《古詩歸》。鐘、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鐘惺、譚元春提倡“幽深孤峭”的風格，既反前后七子擬古風氣，復糾公安派袁宏道等人浮淺之弊，但亦流于艱澀，此書所選即多取“靈迥樸潤”之境，排擯“極膚、極狹、極熟”之詩(鐘、譚自序)，如《唐詩選》選王維詩3卷，而李白詩僅一卷半,其圈點、評語更體現其主張。如評所選初盛唐詩“皆有一片廣大清明氣象”(卷二),中晚唐詩“淡至極妙”(卷二十五),又于晚唐詩中推崇“氣韻幽寒,骨響崎□,即在至妙之中”的作品（卷三十三）。鐘、譚二氏學力不足，又有帖括習氣，其識解多狹隘偏頗之處。

　　此書問世后，頗為流行。在明末，即受到錢謙益的抨擊，認為結果是導人入“鬼國”“鼠穴”，“類五行之詩妖”(《初學集·劉司空詩集序》)。入清后，顧炎武說,當時人們把鐘惺奉為“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為《風》、《騷》再作者耶”，指斥為“敗壞天下之一人”(《日知錄》十八)。朱□尊說：“《詩歸》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聞者皆為所懾”（《靜志居詩話》“譚元春”條）。同時，此書還有擅改原作文字之處，為清代學者指摘。

　　此書有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刊本，總稱《詩歸》。《唐詩歸》，有明萬歷間單行刻本。《唐賢三昧集》

　　唐詩選集。清代王士□編選。3卷,選盛唐王維、儲光羲、孟浩然、劉□虛、常建等42人詩448首,不選李白、杜甫詩，反映了神韻論者的觀點。“三昧”是梵文音譯，佛學術語,原意為正定,文論家借用作奧妙、訣竅解。編寫者自序說，對司空圖所云“妙在酸咸之外”，嚴羽所云“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別有會心”,于盛唐詩便“錄其尤雋永超詣者”。他的用意在于對明代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詩風進行救弊補偏。其門人王立極跋文說此書選詩：“大要得其神而遺其形，留其韻而忘其跡,非聲色臭味之可尋,語言文字之可求也。”同時清人閻若璩《潛邱□記》稱王士□不講“地理之學”而亂改字。趙執信《談龍錄》批評它濫改“夸炫權勢”、“淫詞”等作品，并駁斥王士□在《池北偶談》中所說“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等自辯的話,認為是不夠虛心。《四庫全書總目》則以為“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

　　有康熙刻本。又有乾隆間吳煊、胡棠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