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周及其后學的著作集。莊周（約公元前 369～前286），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曾任漆園吏。楚威王聞其賢，聘以為相，不就，窮困終生。生平行事，略見于《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莊子》為道家經典之一。據《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52篇。今存33篇,分內7篇、外15篇、雜11篇，為郭象注本。內篇的思想、結構、文風都比較一致，一般認為是莊周自著。外、雜篇則兼有其后學之作，甚至羼入其他學派的個別篇章，思想觀點與內篇多有出入。如在哲學上不僅僅有唯心主義的虛無之道，有時還賦予其某些物質性，帶有唯物主義的色彩；在政治上時而主張絕對的無為，時而主張在上者無為而在下者有為；在處世態度上，時而宣揚混世，時而贊成避世；在人生觀上，時而提倡寡欲，時而鼓吹縱欲；在對待其他學派的態度上，時而堅持混合齊同，時而針鋒相對。這些分歧，反映了戰國中葉至秦漢間社會變革形勢下道家學派的發展與分化，也反映了各種學派的相互滲透。但從全書總體說，唯心主義的本體論、相對主義的循環論、認識上的不可知論、無為的政治主張、虛無的人生哲學，構成了莊子學派的基本傾向。同時，書中也有不少辯證的因素，尤其對社會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遺余力，十分深刻。

　　關于莊子思想的淵源,司馬遷指出:“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書中對于儒墨等當時顯學，多有詆訾，并表現了憤世嫉俗的精神。

　　《莊子》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學著作。作者要闡述的雖然是玄虛的天道，但由于其“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所以“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天下》），特別是大量地運用了寓言，把抽象迷蒙的天道描繪得似乎可感可知。其他子書也運用寓言，但多從歷史傳說與民間故事中引用；《莊子》“寓言十九”則多是作者所虛構。其他子書的寓言多為短小故事，插入議論之中，以資譬喻或論證；而《莊子》中的部分寓言，則擴展成篇，將作者的議論，寓于故事人物口中。如《盜跖》、《秋水》、《說劍》等，都是“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于其人”(劉向《別錄》)。這些類似短篇小說的寓言，虛構了人物與故事情節，有動作、有對話，還有肖像、表情的描繪，與《墨子》、《孟子》中基于實錄的一些對話式語錄大不相同。這是中國文學史上自覺地運用虛構手段塑造形象的開端。在塑造形象時，作者擅長于體物入微的描寫。如大鵬的怒飛（《逍遙游》）、巨魚的奮□(《外物》)、鴻蒙的自得（《在宥》）、山狙的見巧（《徐無鬼》），都栩栩如生；厲風作而萬竅怒□（《齊物論》），黃帝奏咸池之樂而聲滿天地（《天運》），都聲情并茂；庖丁解牛（《養生主》）、伯樂治馬(《馬蹄》)、佝僂承蜩（《達生》）、莊子彈鵲（《山木》）、眾史畫圖（《田子方》）、原憲居魯（《讓王》），更是形神俱現；至于藐姑射山上的神人（《逍遙游》）、隱機而坐的南郭子綦（《齊物論》）、能破季咸看相的壺子（《應帝王》）、臨淵履危而射的伯昏無人（《田子方》）等，這些神乎其神的形象，也可以按照描寫想見其情狀。總之，太空、江海、飛禽、走獸、音樂、風云，以及人物的肖像、心理、言行的描畫，無一不“指事類情”（《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維妙維肖，大大地開拓了藝術的境界。

　　《莊子》還以想象豐富，結構靈活見長。“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見之也。……其書雖□瑋而連□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天下》）。這是作者寫作特色的自白。憑空虛設，海闊天空,放縱自由,宏偉壯麗，詼諧怪異。大鵬展翅萬里，北海虛懷若谷（《秋水》），盜跖聲色俱厲（《盜跖》），莊周化為蝴蝶（《齊物論》），凡此種種，都說明作者并不按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再現生活，而是用豐富的想象，離奇的夸張，以及大量的比喻與擬人手法去寫意抒懷。在行文構思上，放得開，收得住，首尾不落套，轉接無痕跡。文思跳躍,散而有結,開闔無端,令讀者恍惚迷離,正如劉熙載所說：“文之神妙，莫過于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藝概·文概》）

　　富于抒情意味,也是《莊子》散文的一大特色。當作者在描述道家的理想人物或發表議論時，必定帶著滿腔熱情。如稱“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而對于昏君亂臣、虛偽君子、名利之徒，則表現得嫉惡如仇，常常給予辛辣的諷刺、無情的揭露。他敢說“竅鉤者誅，竅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直叫“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殫殘天下之圣法”(《□篋》)。把曹商求官視為舐痔(《列御寇》)，將惠施專攬相位比作嗜食腐鼠（《秋水》）。或愛或憎，或褒或貶，嘻笑怒罵，鞭辟入里。《莊子》行文千變萬化，總離不開作者的自我表現。櫟樹、游魚、蝴蝶、漁父、野馬、海鱉等等，都具有莊周的性格，體現了莊周某種精神狀態。所以盡管是論理文章，讀來卻覺得韻味無窮。其中《馬蹄》、《□篋》諸篇簡直可作抒情雜文視之。此外，詞匯豐富，句式靈活，構思精巧，多用韻語，善作連類比喻等，也是同時代作者所不及的。所以魯迅認為：“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漢文學史綱要》）

　　《莊子》在文學上的影響很大。自宋玉、賈誼、司馬遷以來，歷代大作家幾乎無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憤世嫉俗、不與統治者為伍；或隨其悲觀消極，自解自嘲。對于《莊子》的藝術，或者贊嘆，或者仿效，或者從中取材而化為己意。阮籍、陶淵明、李白、蘇軾，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從《莊子》那里吸取了許多營養。

　　《莊子》中《列御寇》、《山木》兩篇，都明寫莊周有弟子,但姓名不傳。《管子》中《心術》、《白心》等篇，《韓非子》中《主道》、《揚權》等篇，尤其是《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的許多篇章，都可見到莊子學派痕跡。似乎楚、秦一帶，其學曾頗為流傳。秦代專行法治，漢代獨尊儒術，所以對《莊子》一書不甚稱道。自三國時何晏、阮籍、嵇康出，此書才盛行。陳壽《三國志·魏書·曹植傳》說到何晏好老、莊之言，《王粲傳》說到阮籍以莊周為模則,嵇康好老、莊之說,“于是崔□、向秀、郭象、司馬彪等接踵為之注，而風俗亦此移矣”(洪亮吉《曉初書齋初錄》)。隋唐之際，尊莊周為“南華真人”,奉《莊子》為“南華真經”,注《莊》之風日盛。成玄英承郭注作《南華真經注疏》著重于文字訓詁。以后宋代有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明代有焦□《莊子翼》，清代有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都分別為各時期《莊子》注的代表作。

　　郭象《莊子注》為現存最早的注本，除部分篇章在敦煌唐抄本中有保存外，以《續古逸叢書》影宋本為善。中華書局出版的郭慶藩《莊子集釋》,經王孝魚校勘,以影宋本為底本，吸收了唐抄本的優點，是目前較為完善的本子。